自然事实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而运行，但是法律事实却是一种还原的过程。

[3]分别参见《荀子》中的《君子》、《君道》、《修身》、《正名》、《王制》、《臣道》、《正名》。这样，法、礼、辟所内含的原始的神圣性便被大大稀释，最终成为源自现实生活的世俗工具性的东西。

混合法时代的立法者注意到不以汉人之律勉强改变边远地区的风俗。[7]《东坡续集·王振大理少卿》。法治则是春秋战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体。夏朝的社会情况究竟如何？苦于文献缺乏，很难确定。在这种环境下，家族法规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萌发，成为国家法律的得力助手，在国家政权鞭长莫及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史记·律书》：壹禀于六律。朱骏声《通训定声》：按範*，祖道之祭也。这一经验当时即在全国广泛推广，直到今天仍在不断创新发展，充满生机活力。

既然如此，枫桥经验也就具有很强的运动治理的特征。[18]枫桥的标语口号多得不胜枚举。2002年，十六大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稳定的治安环境，枫桥经验再度引起公安部门领导的高度关注。这一经验得到了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的肯定，称之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批示要求把它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要各地仿效、试点、推广。

它们既是宣传普及，也是重塑和强化枫桥精神的过程。从枫桥经验治理实践中横向的丰富内涵来看，其核心的真正动力，还是在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尽管从表面看政府总是起着主导作用。

由政治斗争的实践转为治安和刑事法的实践。{2}所以，枫桥经验体现了某种社会管理的传统，这种传统本身就是人民群众共同心愿的内在表达。村民周某高兴地说是墙头文化化解了她和媳妇长年的不和[21]。但其真正的起源大概还可以再向前追溯。

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走群众路线和地方自治，体现了民间主导的特点。事实上，动员群众和蹲点调研这两点恰好正是枫桥经验在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典型推进方式，这种方式体现在诸如发动群众、召开周年纪念大会、报刊宣传、下发文件、蹲点调查、开经验现场会等动员型实践当中。三个真的改造原则：真理教育人、真心帮助人、真情挽救人。这些情况让张学军感到此案调解结案是最好的方式，哪怕磨破嘴皮也要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

作为处理阶级矛盾的产物，它必然与国家的主权问题密切联系。实施四前工作法，等等。

运动之初，即使枫桥地区的部分干部群众也希望采取这种斗争方式。[33]相关论述，可参见张杨：《社会运动研究的国家一社会关系视角》，《学海》2007年第5期。

在调解的过程中，情和理的运用自然就要优于法律的运用。（一）枫桥经验的转化动力：四类分子没有了，还要不要枫桥经验？枫桥经验的形成源于1963年改造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创新实践。对当事人愿意选择人民调解的，法庭即行开具《人民调解委员会联系跟踪单》，由当事人持单到相关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接受纠纷调处。[15]所以每五年一次的纪念文集总会号召或要求各部门、村社、组织来参与和介绍自身学习枫桥经验的实践，具体请看1999年的《枫桥经验--高高飘扬的旗帜》。而且，作为一种以地域为载体（以枫桥地区为标志）而不是以人为载体（以马锡五这个人为标志）的经验，枫桥经验更具有地理政治学的符号意义：当地政府出于政治和发展的需要，必然会不断挖掘这一经验中蕴涵的各种有利资源和积极意义，而不像马锡五审判方式那样，其中所包含的司法调解经验已具有相当成熟的制度和技术因素，并得到了普遍推广和认同，马锡五其人的主体身份意义已不再重要，这种审判形式所面临的与时俱进的要求也就不那么急迫。在这个背景上，真正的主角永远是具有公民身份的民众本身。

枫桥经验的研究者或观察者往往存在两种倾向，要么简单化地认为枫桥经验完全体现了群众民主和创造力，体现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等[30]。2.中国特色法治模式相对于枫桥经验的衍生性枫桥经验是政治化的经验。

在当地村干部的支持下，张学军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从上午一直到下午，使双方分歧逐渐缩小，终于到晚上7时左右，双方答应所有恩怨一笔勾销后，那位婶婶饱含热泪对他侄子说：你可以像以前一样再叫我婶婶吗？在所有在场人殷切期盼的目光中，这位扭捏了足足有2分钟的大学生终于泪流满面地跪倒在婶婶的面前饱含深情地说：婶婶，我对不起你。《社区矫正监护协议书》。

以岫山村的实践为例，其所宣扬的经验是一个混合物，既有民主法制的实践意识，强调自下而下的群防群治，又自觉响应党的先进性教育的号召，倡导墙头文化的宣传口号。（一）枫桥经验与民主自治枫桥地区的干部和人民一直有一种参与社区自治、维护社会和谐的自觉。

这已不仅是执政能力提高的问题，更重要的意义是执政重心的转移，即强化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单就其中的每一个治理环节--比如调解、帮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来看，枫桥经验似乎并不那么独特和鲜明，但就将这些经验整合成一个全面的治理实践，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断自觉经营和维护来看，枫桥经验的做法恰好体现了一种法治的本土资源，它更着眼于法治建设的本土传统与现代制度文明的内在统一。至于司法机关，即派出所和法庭所调解的纠纷，仅占5％左右。其次，在调解过程中，他不仅非常耐心说理，而且也自觉寻求当地村干部的支持：这些情况让张学军感到此案调解结案是最好的方式，哪怕磨破嘴皮也要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

控制在先，敏感问题早防范。《社区矫正对象迁居审批表》。

枫桥经验源于对敌斗争的需要，而马锡五审判方式则适应了便捷处理人民内部纠纷的需要。3.中国特色法治模式伴随着枫桥经验的共生性枫桥经验是一种综合性的经验。

它所提出的说服理由，既有道德感化，也有经济算计。还有个人调解，比如各级人大代表、老党员干部、企业主、老年人等的调解，占调解数量的5％左右。

《社区矫正对象外出准假通知书》。抓住诉时环节，实行跟踪指导。更重要的是，所谓现代法治的要求，必须要有相应的民情和土壤作为依托。新时期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

你持本庭出具的纠纷联系跟踪单，人民调解委员会将凭该联系跟踪单优先受理和处理。但是，真正使枫桥镇闻名全国的，乃是其在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实施并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首肯的枫桥经验。

（三）格式化治理枫桥经验的工作和责任机制与其格式化的管理流程也是不可分割的，这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表格和档案的建立。但枫桥经验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此。

利用传媒加强宣传，是枫桥经验不断推广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到那个时候，枫桥经验已经明确且完全地实现了从处理敌我矛盾经验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经验的转化。